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关键驱动力量。然而，数据的自由流动与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张力也日益凸显。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于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占据主动地位至关重要。

　　数据跨境流动并非简单的技术或商业问题，而是关乎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战略议题。海量数据的汇集与分析，能够揭示国家经济运行的深层规律、重点产业的发展态势乃至社会群体的行为特征，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因此，建立完善的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框架，防范数据出境可能带来的风险，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我国相继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构建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标准合同备案等多元化的合规路径，正是为了在开放环境中筑牢安全堤坝，体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智慧。

　　另一方面，盲目限制数据流动无异于故步自封。在高度互联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数据的顺畅跨境是国际贸易、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的“血液”。对于广大企业而言，尤其是从事跨境电商、全球物流、远程服务、国际研发等业务的企业，合规高效的数据流动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命线。合理的规则设计能够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吸引力与竞争力，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阻断流动，而是构建“以安全促发展，以发展固安全”的良性循环。

　　探索建设高效、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流动体系，需要理念、制度与技术的协同创新。首先，在理念层面，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摒弃绝对自由或绝对封闭的极端思维，寻求动态平衡。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其次，在制度层面，需持续细化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操作指南和实施细则，增强政策的透明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明确重要数据的识别标准，优化安全评估的流程效率，推动与国际通行规则的互认衔接。同时，可在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等特定区域开展压力测试，探索建立“数据海关”、建设“数据口岸”，实施分类分级管理，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技术赋能是破解安全与流动两难困境的另一把钥匙。隐私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能够在原始数据不出域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价值可用、信息不见面”流通和计算结果的共享，为数据跨境合作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加大对这类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支持，推动其与合规要求的深度融合，不仅能提升安全保障能力，也能极大拓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空间。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数字大国，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对话，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制定中，中国方案强调平衡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既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也致力于为全球数字经济的繁荣稳定做出贡献。面向未来，我们应继续坚持这一方向，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数据治理体系，让数据要素在安全的轨道上更加澎湃地流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也为全球共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是一场持续的考验，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智慧、定力和创新能力。找准开放与安全的平衡点，我们必能在数字时代的大潮中行稳致远，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据主权视域下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9BTQ06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