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广东人最喜欢的祝福语之一应该就是“恭喜发财”了，这可能与广东商人多有关系。有意思的是，在新加坡，人们不喜欢说“恭喜发财”，认为这有怂恿他人唯利是图的嫌疑。也许新加坡人对中国的古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解是狭义的，而咱们广东人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有广义的解释，取之有道的“道”，除了道德，应该还包括方法，即生财之道、谋生之技能。

　　中国的传统教育要求读书人“视金钱为粪土”，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羞于谈钱，好像一旦讲钱就显得市侩，导致多数人财商堪忧。然而只是强调思想自律而不解决现实问题，这样的教育是不可取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谈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拿什么济世救人？

　　所谓“安贫乐道”是科场失意者自我安慰、自诩清高的幌子，不然怎么会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因为“学而优则仕”大家都心照不宣，古时读书人万里迢迢参加科举考试，无非就是为了脱贫，所以范进一知道中举就乐疯了。道理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如果知识和才华不能转化为生产力，那又有何用？科技何以进步？文化艺术何以流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志要兼济天下的年轻人，创富没什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

　　就本人而言，从“不食人间烟火的林妹妹”到与学生谈“营销策略”的林老师，个中滋味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小时候周围的人穷得很平均，对钱没有什么感觉，直到上大学，需要自己安排收支平衡，才体会到捉襟见肘的感觉。但“钱是万恶之源”“谈钱伤感情”的观念实在太过根深蒂固了，仍觉得两袖清风才是文人风骨。直到参加工作之后才意识到，在普世价值观里，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就像旅游收入是衡量一个地方旅游业是否成功的标准那样，《旅游学》教材中甚至用到了“唯一标准”这种表述。专业对人的塑造是很直接的，我开始不羞于谈钱是从接触《旅游市场营销》这门课程之后，现在的金钱观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我的分文不取，该是我的一分不能少，劳动要体现价值。在改革开放之后，创造财富的机会太多了，可以说，虽然钱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但确实是衡量一个人智力和努力的有效指标。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国家富强离不开百姓的富足，西汉的贾谊云：“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鼓励百姓创富就是富民强国，春秋的管仲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想起十年前有一次去市场买青瓜，菜贩说，“只剩三条小青瓜，干脆送你吧”；还有一次去买木瓜也有类似经历，菜贩说“这个木瓜被压过一下，不卖了，送你吧”，当时感觉非常错愕。曾几何时，买卖菜的双方还要为一块几毛讨价还价，市场门口还要放个公秤监督。不知不觉中，买菜不问价格，卖菜的偶尔白送菜，双方都变得大方了，可见生活条件是真宽裕了。其实这种转变反映出的不仅仅是经济变宽裕，更彰显出一个过去常常避而不谈的真理：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当经济条件捉襟见肘时，短斤少两、漫天要价这些现象禁而不止；当钱包已经鼓起来了，小贩也懒得计较一点小钱，钱赚得坦然人才开心。人之初，性本善嘛。

　　今时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百姓腰杆直了，文化自信也足了。祖国给了我们强大的保护，今天的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不一定要学上一辈那样拼命挣钱，也可以沉浸在精神追求之中。但是请记住，破茧才能成蝶，精神和物质，起码要有一个是富足的，最好两者兼得，因为它们确实可以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