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6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政策倡导”迈向“法治保障”的新阶段。这部行政法规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全民阅读工作的财政保障、设施配建、重点群体服务等刚性制度，为书香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底座。

　　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全民阅读如何从“政府推动”转化为“社会自觉”？如何从“以文化人”的精神浸润，升华为“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东中山以“文化兴城”为战略引领，深耕全民阅读与基层治理融合实践，探索出一条值得关注的路径——全民阅读正成为重塑基层治理逻辑、激活社会治理动能的“文化密码”，书写了“书香润城、治理增效”的生动篇章。

　　一、“以文化人”的治理逻辑：阅读何以成为基层善治的“软基础设施”

　　传统治理模式依赖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动，而“以文化人”强调的是通过文化浸润，实现个体素养的提升与社会共识的凝聚，从而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全民阅读正是“以文化人”最重要的实现路径之一。

　　阅读之所以能够介入基层治理，有其深层次的逻辑。首先，阅读培育公共理性，夯实公民参与根基。深度阅读是锤炼思维、涵养理性的过程。当群众养成深度阅读习惯，便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辩证思考、倾听多元声音、理解复杂议题、作出审慎判断——这些恰恰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所需的基本素养。其次，阅读建构价值共识，凝聚社会治理合力。经典阅读传递的是超越个体利益的家国情怀、规则意识与道德自觉，这种价值层面的共识，比任何外部规训都更具持久性。当社区成员形成对文明、诚信、友善、法治的共同价值认同，便会自发维护公共秩序、践行文明公约、参与公益服务，基层治理便拥有了“不令而行”的内生动力。再次，阅读降低沟通成本，化解基层治理矛盾。共同的阅读经历、相似的文化认知，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连接纽带”。一个有着共同阅读背景的社区，成员之间更容易找到对话的基点，减少因认知差异造成的误解与冲突。阅读让陌生邻里成为“书友”，让分散个体形成“共同体”，为基层矛盾调解、公共事务协商搭建起顺畅的沟通桥梁。

　　中山的实践印证了这一治理逻辑。截至2025年底，中山市民实体阅读场所参与率达97.1%，人均年阅读量达20.2本。这组亮眼数据不仅是文化事业的进步，更意味着阅读已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涵养文明素养、凝聚社会共识、化解基层矛盾的重要载体，为基层善治厚植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二、中山实践：全民阅读嵌入基层治理的三维路径

　　中山紧扣“文化兴城”战略，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为指引，出台《中山市全民阅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推动全民阅读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同频共振。通过空间再造、机制创新、服务下沉，构建起“阅读+治理”的立体实践体系，形成三条特色鲜明的融合路径。

　　路径一：阅读空间再造，打造社区治理“公共客厅”

　　以“香山书房”为核心载体，中山打破传统图书馆“单一借阅”的功能局限，将阅读空间打造为集文化交流、公共议事、志愿服务、文明实践于一体的社区“文化会客厅”。闲置侨房、宗祠等历史建筑被活化利用为阅读空间，在保留乡愁记忆的同时，注入了现代公共生活的新功能。当村民们在书房里讨论一本书的同时，也在讨论村里的公共事务——阅读空间由此成为基层治理的物理载体。

　　路径二：机制创新赋能，激活社区参与“动员引擎”

　　“文明积分制”是中山的另一项创新。市民参与阅读活动、开展阅读志愿服务，可转化为积分并兑换服务或奖励。这一机制将阅读从“个体行为”转化为“公共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作为”、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以“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把个体阅读转化为公共参与、把文化自觉转化为治理行动。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香山书房累计接待市民超800万人次——这意味着阅读已经成为动员市民参与社区共建的有效入口。

　　路径三：服务全域下沉，打通文明培育“最后一公里”

　　中山的“文明直通车”驶入乡村，将书香文化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从“博士下乡”为农家书屋精准配送图书，到“作家进校园”开设公益课，再到“乡村领读人”持证上岗——这些实践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阅读从城市延伸至乡村、从校园延伸至家庭，实现了文明培育的全域覆盖。

　　三、“共建共享”：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协同”的治理转型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确立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格局，本质上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革新——它要求政府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让社会力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

　　中山的探索恰恰呼应了这一转型。在香山书房的建设和运营中，社会资本、民间藏书家、志愿者团队等社会力量参与的比例极高，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补充”的共建格局。这种模式的价值远超文化领域本身：当社会力量从公共服务的“旁观者”转变为“建设者”与“主人翁”，基层治理就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最持久的生命力。

　　更具启发性的是“博士下乡”的个案。历史学博士马伟明将100万码洋图书送进农家书屋，为每个镇街培训“乡村领读人”，还将图书流通率纳入考核指标，构建起“送书－读书－评书”的闭环机制。这一实践表明，知识精英的“下沉”不只是文化的“输血”，更是治理能力的“造血”——当专业人士深度参与基层文化建设，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图书，更是现代治理的理念与方法。

　　四、从“以文化人”到“共建共享”：治理逻辑的深层转换

　　“以文化人”与“共建共享”并非两个割裂的阶段，而是一个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过程。“以文化人”是手段与路径——通过阅读提升公民素养、凝聚价值共识；“共建共享”是目标与格局——当每个人都成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基层善治就有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施行，为这一转换提供了制度保障。条例明确将全民阅读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将阅读设施建设纳入城市规划，这标志着阅读从“软倡导”走向“硬约束”。但制度的落地，最终要靠基层的创造性实践。中山的经验表明，当阅读深度嵌入社区生活、当阅读空间成为公共交往的平台、当阅读活动成为社会参与的渠道，全民阅读就从“文化工程”升维为“治理工程”。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全民阅读与基层善治的深度耦合，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而“人的全面发展”是其核心价值指向。当阅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当书香浸润每一寸城乡土地，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更高的文化素养，更是更加理性、更有温度、更具韧性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作者任职于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本文系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2025年度网络思政专项课题（2025WXSW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