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事｜知青茶场 往事悠悠

南桥村，位于中山市五桂山自然生态保护区的腹地，下辖槟榔山村、石莹桥村、和平村、白石坳村、南坑村、南坑尾村、石窝口村、巫南村、南桥新村共9个自然村。山峦叠翠间，隐藏着一片茶园。

20世纪70年代，大批知青被分配到白石坳大帽山一带拓荒种茶，他们中有来自五桂山本地乃至周边镇街的，也有从广州分配而来的。80年代中期，五桂山地区的茶叶产量达到顶峰，茶园面积达1100亩，年产量超30吨。

1976年，部分茶场知青合影。

1998年，部分知青重返茶场合影。

2023年4月15日，10位昔日知青重聚于五桂山知青茶场。

高金玉

吴凤仪（吴六妹）

黎少喜

程旭

古观明

2023年4月15日，程旭、高金玉、吴凤仪、黎少喜等昔日茶场知青，回茶山游玩，回想青春岁月，欣然唱起老歌。

有赖于当年知青日复一日的劳作，打下了根基，如今五桂山的茶树已茁壮成长为生命力顽强的老茶树。当年的社青，如今的南桥村村民继续用当年的手法采茶制茶，有时候会寄送一些给当年的知青。

一班知青也因为茶场结下友谊，三不五时聚会，相约看一看当年走过的路，寻味青春的足迹。

艰辛与快乐

1974年，第一批知青来到五桂山茶场，但在此之前，黎少喜与古观明夫妇已经在那里劳作了。只是当时，他们还并不相识。

“种茶，最辛苦的环节是挖坑。那些坑，大概三四十厘米深、二三十厘米宽。”古观明正是南桥村人，1973年，18岁的他响应公社号召，成为茶场的“开荒牛”。他们劈开茂林、清除杂草，再根据规划，以人力挖出一条条行道，形成梯形的茶山。“那些坑要有一定倾斜度，以免积水。”当时给他们的任务是，每天要挖出10米。为此，古观明他们起早贪黑。“早上7点半就要开工了，做整日。”

 “你们现在所见的，都是我们当年挖出来的。” 50年弹指一挥间，2023年4月15日，古观明坐在白石坳的茶山下，一边悠闲地喝茶，一边娓娓道来。他的手指方向，是他们洒下无数汗水的地方。近年来，一度荒废的茶园得到保护性开发，100多亩茶林得以恢复。清明刚过，谷雨将来，正是一年中采茶的黄金时期。晨光下，嫩芽勃发，新绿逼人。

五桂山石鼓村人黎少喜比古观明晚一年来到此地。18岁的她是被驻村里的公社大队选派参加“基建团”的。“你必须是思想好、做事积极，才会被选上。” 此外，桂南、长命水等多个公社大队均有派人参与建设。

因为家穷，黎少喜只读到初中，便去了生产队，做了半年工后，“我们当时在生产队挣工分，最厉害的一天12分，刚出道就是8分6分，一天就得几毛钱。” 在她看来，比起“累得喊死”的担秧，种茶相对来说干手净脚，轻松多了。当然，也有辛苦的时候，比如种茶时需要长时间弯腰蹲坐，任阳光将脊背晒得发烫。

“山上面还有好多茶树呢，都是我们种下的，可惜茶树不够这些竹林树丛长得快，现在都被掩盖了。” 古观明透露，密林深处，山顶之上，还有水池、水渠和两三米深的水塔，都是他们扛着石头上去建造的。“他担90公斤，我人仔小也能担80公斤。那时候年轻嘛。”黎少喜这次负重还损伤了身体，事后叫赤脚医生开了几剂中药调理，才逐渐恢复。

黎少喜虽是女生，起初也被安排挖坑，但当时工程已近尾声，没挖几天就结束了。1975年，一批知青充实了茶场的生产队伍。此前不会种茶的黎少喜，也晋升为师傅。茶种来自武夷山和云南，他们将种子另处撒入一尺深的坑内，以砂土覆盖，待茶苗萌发，再移植上山。农忙时，黎少喜与种茶的知青们也要去帮忙插秧。

她回忆道，虽然艰辛，但青年人的生活不缺乐趣。虽然六七十人挤在简陋的“宿舍”里——那是在南桥小学的会堂临时搭建的，女生睡在舞台上，用稻谷围住，她们稍微踮起脚，就能瞧见台下的男生住宿区。“我们挺开心的，晚上经常唱歌，叽叽喳喳的。”

事实上，“基建团” 在挖好茶山后就解散了，只留下十多个人育苗种茶。黎少喜是其中之一。因为留下，她与古观明才逐渐熟络，两人后来成了夫妻。

1975年6月，19岁的吴六妹（吴凤仪）随下乡知青大军来到位于五桂山白石坳的五桂山茶场。作为当时中山市房管所职工子弟，和她一起来的也都是父母同事的孩子。大家一起行动，既忐忑又有几分兴奋。

分给吴六妹的工作是打理山上的茶园。那时的茶树多数都是刚刚长成的茶树苗，也有野生的高大一些的茶树，她和伙伴需要继续播种或种苗，给全部茶树施肥、除草、浇水、捉虫、剪枝，当地农民手把手教。“五桂山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真正的山区，山路十八弯，感觉每天要走过好多个山头，好像这茶园看不到头儿似的。”人生中第一次常住山区，第一次看见茶园，没有诗意，而是撸起袖子成了“种茶人”，生活的转变对吴六妹来说还是突然了一些。作为房管所子弟，吴六妹和伙伴的居住条件不算太差，一人一间。洗手间肯定是没有的，都在水坑洗，干活一天，不洗怎么行，夜空下打闹嬉戏的场面如今想起来仍然有趣。

“除了种茶外，我也做过炒茶师傅，还被派去英德学习。”黎少喜回忆，炒茶时，他们需要叉腿坐在灶台上，那口锅直径两米五，热气蒸腾，汗水就这么哗啦啦地流下。“炒茶是不能停的，一两个小时，一直炒，直到茶叶干脆。” 黎少喜补充道，“累的时候，大家就唱歌解闷，互相打气。” 炒好茶后，他们会像厨师试菜一般，给自己冲一杯试味。“我们天天喝茶，所以不像一些人喝点浓茶就睡不着觉。”

程旭比吴六妹晚来一年，承担一些管理工作，常常带着大家挑灯夜读，高金玉再晚一年，主要负责养猪养鸡，都见过或参与过炒茶。

热热闹闹炒茶，有时候更像是知青们的娱乐活动，炒好的茶他们从未喝过。“总共装不到一罐，很金贵，茶场统一处理。”程旭说。那时候的物质匮乏让三人对茶场里种养产出的印象都停留在干活上，联想不到任何口中美味。

和吴六妹一样打理茶树的还有南桥村的知青们。他们并不固定“工种”，几乎每个人都参与过茶树栽种和管理，他们茶园分布的山头连着白石坳往更远的方向，连绵起伏。

绿茶、红茶，以及青茶，他们都做过。在实践中，他们发现，制作绿茶时，鲜叶先摊晾挥发叶面多余的水分，再高温杀青定型，然后再炒干出来的茶叶味道最好。直接经太阳暴晒后再炒，味道不尽如人意。制红茶时，如果发酵过度更是有一股恼人的“臭番薯味”。

清明过后的春茶尤其金贵，它自带难以名状的纯正花香。“我们五桂山出产的茶叶，当时在石岐都是响当当的。” 古观明称，畅销之时，一度还出现了冒牌货。20世纪80年代，当地茶场已采取机械化生产，其中“揉茶”环节是最早实现的。“当时我们是靠烧煤带动机械的。”

故地重游采茶乐

20世纪90年代后，倾注了一代人心血与汗水的知青茶场逐渐荒废。 

“你们是何时离开这里的？”

“都嫁给他了，哪有离开过？” 黎少喜笑道，自家房子背后仍有十多亩当年属于茶场的茶树，他们不忍将其遗弃。“理工男”古观明自己设计了自动喷洒设备，又自制了缩小版的家用揉茶机，两人退休在家，业余时间也会制些茶自留或赠友。

昔日的“知青茶场”正在被“活化”为产学研一体的多元文化基地。

“一芽两叶”的采摘方式。（摄影｜明剑）

“我个人觉得，我们两人制作出来的茶叶还挺不错的，给外面的人尝过，他们都称赞是‘小种’呢。”黎少喜自豪道。

“放在家里，好久都舍不得喝。”程旭平日有喝茶的习惯，五桂山的茶却一直珍藏着。

“说不想回城肯定是假的，但真的和这里结下一段不解之缘。我3年后回城，在饼干厂上班，过年的时候拎了一大袋饼干碎过来，一家一包送给老乡。”吴六妹回忆道。

实际上， 离开茶场的知青们仍不舍此地，经常相约故地重游。近年来，他们欣喜地发现，昔日的“知青茶场”正在被“活化”为产学研一体的多元文化基地。

“现在有人愿意打理这个茶场了，也不枉我们当年一番苦心。”2023年4月15日这天，黎少喜、古观明夫妇与昔日同伴又一次戴上斗笠、背起竹箩，在茶山间采摘下他们当年种下的茶叶，作为休闲乐趣。 

女知青们的动作仍十分麻利，左右开弓，眨眼工夫，就“扯”下半箩筐茶叶。“因为当年我们都得赶时间啊，中午日头猛，茶晒干了就难采摘了。所以必须快手快脚。” 黎少喜解释道。 相比之下，另一旁的古观明不紧不慢，显得稍微迟缓。因为他只有右手——年轻时，因为追求工作效率，他的左手在电动打禾机中不慎“牺牲”了。

“我们那时候干活真的很拼命。” 经历半世沧桑，黎少喜与她的知青朋友们不改当年一边劳作一边唱歌的习惯。那些青年时代的老歌，又一次回荡在山间。

“看，这就是最好的茶叶。”他们的指尖，乃是“一芽两叶”。 

“听说他们现在流行‘一芽一叶’了？” 记者不解地询问。

“太浪费了吧。”黎少喜感叹，在知青年代，这种对鲜叶的采摘方式可是奢侈得很，可见人们的生活水平已是今非昔比。

编辑 文智诚 刘永盛   二审 明剑   三审 吴森林